王十朋公园。梁琳 摄

　　■王炳伟 

　　王十朋（1112-1171年），字龟龄，号梅溪，浙江乐清人，是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朱熹将他与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五君子”相提并论，叶适称他“名节为世第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他“立朝刚直，为当代伟人”，南怀瑾称“从其平生之学问、德业、事功而言，则先生之功名，已为南宋第一状元”。

　　南宋共录得文状元49人，含张孝祥、陈亮、文天祥等。王十朋于1157年中状元，按时间为第10人，按名声则远不如文天祥，何以得称“南宋第一状元”？南怀瑾未做具体解释。以笔者浅见，王十朋和文天祥虽然都以气节名世，但王十朋一生自立立人、退有遗爱，文天祥在国难前“自奉甚厚”（但之后“痛自贬损，尽以家赀为军费”，殊为难得）而政声未著。使易地而处，文天祥未必能效王十朋“勤事爱民”，而王十朋定当能如文天祥慷慨赴死（《严刺史》诗云“将军头可断，讵肯以城降”，可略见作者心志），此其所以为“南宋第一状元”。

　　（一）

　　王十朋是“宋代君子人格的代表者”，他“刚毅正直称天下”，且政绩卓著，政声斐然。任绍兴佥判期间，力主“催科为后，抚字为先”（《又代上札子·其二》）；判案既不畏强权，又洞明世事，“通情达理而合乎法度”；并上《鉴湖说》，提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方案，推动退田还湖二千三百余顷。为谏官时“正色凛凛，危言谔谔”，不顾个人安危荣辱，先后弹劾太尉杨存中、宰相史浩等权奸之臣，人称“真御史”；因上疏举荐张浚抗金但战事受挫，在力谏宋孝宗不要动摇的同时，毅然自劾去职。此后“出守四郡，治行皆卓”。在饶州知州（治所在今江西省鄱阳县）任上，原籍饶州的宰相洪适想扩建私家花园，向他索要原州学的地基，他义正辞严地回答：“先圣所居，十朋何敢予人？”在夔州知州兼夔州路安抚使（治所在今重庆市奉节县）任上，为解夔民生命之忧及生计之苦，他“修垒”并“给水”“买山”复“种柳”（引文均见同题诗歌）；因不能容官府借“义泉”渔利，果断废除“沽水钱”，并“官费接筒竹”（《十八坊诗·义泉》）“引水下山陬”（《给水》)；更不忍见“人马俱毙”于“天下之至险”的三峡水路（《再论马纲状》），连章上奏终于促成“马纲”重走陆路；因夔州“土狭民贫” （《夔州论马纲状》），请求户部免征虚逋钱，未果后自劾去职。转任湖州知州，曾“割奉钱创贡闱”；因湖州刚遭遇大水灾，“使君体上意，租苗放三分”（《父老》）；却因户部追讨虚逋钱，“命吏持券往辨，不听，即请祠去”。在任泉州知州期间，他“抑强扶弱，公廉率下……捐利予民”，并做了大量“有裨风教”的事情，还在晋江、石狮一带牵头兴修了洑田塘等七首塘；却因“抗章，乞骸归田”不得（《祭令人文》），在夫人贾尤凤去世近两年后方得扶灵柩还乡，“二年旅梓悲无奈，千里途车涕不堪”（《挽令人·其二》）。

　　王十朋为政深得民心，留有甘棠之思。《宋史·王十朋传》说他“凡历四郡，布上恩，恤民隐……讼至庭，温词晓以理义，多退听者。所至人绘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如他由饶州调任夔州时，饶州百姓为了留住他，甚至把他必经的那座桥拆掉，他只好改走小路离开。后来饶州百姓修好断桥，称之为王公桥。夔州百姓则为他建生祠，还将原来的西瀼水改名为梅溪河。泉州也有类似的梅溪桥、梅溪祠。朱熹称：“去（泉）之日，父老儿童攀辕者不计其数，公亦为之垂泪。至今泉人怀之如父母！”在他离世五六十年后两任泉州知州的真德秀称：“邦人父老语及公者，必感激涕零，荛夫牧儿亦知有所谓王侍御也。”

　　（二）

　　王十朋文名为其“名臣”盛誉所掩。他“平居无所嗜好，顾喜为诗”。朱熹称其诗词“如其为人，不为浮靡之文，论事取极己意。然其规模宏阔，骨骼开张，出入变化，俊伟神速，世之尽力文学者，往往反不能及”。他学韩、学苏复学杜，终致“句句似杜”，“杜诗之体貌、用韵及风格十朋多能体认，所谓皮毛尽失精神出，乃反复用功所得”“梅溪诗所体现的正直与进取、慈悲与坚忍、厚朴与刚毅，向上向善，正是家国情怀的内核，与诗圣杜甫相似乃尔”。其诗入编《宋十五家诗选》，与梅尧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范成大、陆游、杨万里、朱熹、文天祥等同列。他一生创作诗词2200余首，颇多佳作，《点绛唇·素香丁香》曾被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入普通高中语文课本，《红梅》曾入选沪教版七年级语文课本，“水车诗三章更是感天动地的好诗”。此外，他还在“宋文的中兴”中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他的政论文代表作《廷试策》一出，“学者争传诵其策，以拟古晁（错）、董（仲舒）”。他的辞赋代表作《会稽三赋》“好古而不诡，通今而不俗”，流传极广，“髫秀之童，无不上口，其家传户习，殆似元和之诵微之（元稹）也”。

　　王十朋在史学方面同样有高深的造诣。他“经学淹通”，兼及史学，曾作《尚书》《春秋》讲义（已散佚），并谙熟汉唐及北宋等朝史事。他的诗文引经据典，史事信手拈来，不胜枚举。他在《策问》（或作《问策》）中，曾就史书名例不同及刘知几“作史者有六家”之论质疑问难。他曾先后任国史院编修官、起居舍人，期间与胡诠一起上《论左右史四事》，直陈当时史职“废坏者非一”。针对“进史不当”，提出“自今起居注皆不进呈，庶使人主不观史之美，不专在于李唐二君（太宗、文宗）也”；针对“立非其地”，提出“复欧阳修侍立故事，庶几言色举动皆得以书”；针对“前殿不立”，提出“（左右史）于前后殿皆分日侍立，庶几一言一动皆得以书”；针对“奏不直前”，提出“左右史奏事，当令直前，不必预牒阁门，及以有无班次为拘”。这种犯颜极谏的做法，深得齐太史、晋董狐、司马迁等良史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的真传。

　　王十朋融汇经史，发而为诗，得咏史怀古诗近200首。这些诗“题材内容丰富多样，思想感情热切激昂，多能独出机杼，不乏真知灼见，展现了学者型诗人不凡的胸襟与抱负，表达了诗人对历史的思考和对现实社会的强烈关切”。在诗风艺术上，“熔述史、达识、言志、抒情于一炉，尤以议论见长，肆笔纵横，多直抒胸臆，较少修饰，比较接近咏史诗源头的风貌”。

　　这其中，编入《梅溪王先生文集·前集卷十》的《咏史诗》尤为引人注目。所录诗歌均为七绝，所咏对象始于传说时代的伏牺（羲），结于唐代名臣徐有功（按时间则为周世宗柴荣）。共110首，咏叹106位人物（伏羲、刘邦、刘秀、李广各2首），涉及北宋以前（不含）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与《姜丞相》《秦隐君》等散篇及《观国朝故事四首》《夔路十贤》《续访得七人》这3组小型咏史组诗相比，《咏史诗》不仅自成体系而且体量惊人，属于大型咏史组诗。

　　（三）

　　从诗歌的顺序看，《咏史诗》应该是仿效正史本纪、世家、列传的体例编排。本纪类共60首，咏叹57人，包括传说中的古帝王伏羲、神农、黄帝、尧，以及夏商周三代至五代十国的53位君主，涵盖开国之君、守成之君、陵夷之君、中兴之君、亡国之君5种类型。世家类共36首，咏叹36人，始于传说中避让帝位的许由和周的先祖后稷，继以伊尹至召公等8位商周圣贤，续以春秋五霸和《春秋》所载鲁国12位君主，下接郑庄公、齐襄公至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按时间则为楚怀王）。列传类共14首，咏叹13人，既有颍考叔、石碏、管仲、范蠡、李广、狄仁杰等以贤名著称的文臣武将，也有“卖国荣身”的祭仲。

　　《咏史诗》最古的刻本宋本已佚，现存最早的古本为《四部丛刊》所收明正统刻本《梅溪王先生文集》。但仅收录题目和诗句，不见序引和注释，由此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疑问：咏史诗作于何年？创作的初衷是什么？人物的选择有什么标准？是否有遗漏……比如舜是极其重要的“古圣王”，王十朋至少有20多首诗提到舜，但为什么《咏史诗》中没有《舜》，从《尧》直接跳到《禹》？又如世家类咏叹的诸侯中，为什么战国时期仅楚怀王1人？再比如列传类为什么仅选择12位贤臣和1位奸臣……

　　从诗句的内容看，《咏史诗》有三大主题：一是追思“古圣王”的化育之德，如“河图不授包牺氏，民到于今目尚涂”（《伏牺》）“当时黄屋如传子，千古那知揖逊风”（《尧》）“长叹当时微帝力，苍生今日尽为鱼”（《夏禹》）；二是总结历朝历代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如以民为本，推行王道，布德施仁，柔道治国，宽严相济，循礼守信，正名定分，任贤去奸，纳谏改过，节用爱民，勿溺于逸豫，勿耽于享乐，勿陷于女色，勿迷于仙佛；三是歌颂古贤哲的高风亮节，如伊尹“汤后不加三聘礼，未应改志为苍生”，比干“谏君不听盍亡身，岂忍求生却害仁”，石碏“何惜一时诛贼子，不妨千古作纯臣”。三大主题中，第二类所占篇幅最多，其现实出发点是激励君主师法夏少康、商高宗（武丁）、周宣王、汉光武等“中兴之君”，抗金雪耻，富国强兵。与其说它是教导青年学子如何为臣的教材，还不如说它是建言当朝皇帝如何为君的“奏折”。套用王十朋自己的话来说，“诗句分明似谏书”（《元夕次何宪韵》）。

　　《咏史诗》在艺术上“亦有颇高的造诣”，“高度凝练又富于形象感染力，语言浑厚而富有真挚的情感”。首先是巧用细节，以典型的场景传达人物内在的神魂，如《秦始皇》描述“仙药未来身已死，銮舆空载鲍鱼还”，讽刺嬴政求仙问药、徒劳无功的可笑与可悲；《吴大帝》渲染“拔刀斫案气如虹，独倚周郎立隽功”，刻画孙权当机立断、宁折不屈的魄力与气节。其次是妙用对比，以横向或纵向的鲜明对比凸显人物行为的荒谬，如《齐后主》痛斥高纬给宠物加官进爵，“将士焉能死征战”的现实与“盍驱尔辈赴三军”的反讽构成强烈的对比；《炀帝》鞭笞杨广奢侈享乐，“鸟声劝酒梅花笑”的前景与“笑杀隋亡亦似陈”的后事形成巧妙的勾连；再还有善用反问，以真相和实效拷问人物的言行，如以“更生疏斥萧生戮”为例，质问“元帝何曾善用儒？”聚焦萧衍“饿病台城日”，质问他“曾得空王救死无？”其他如《晋宣帝》，以四、五、三3个数字，串连起从司马懿出仕到西晋灭亡这一百多年间动荡而复杂的历史，也有独特的趣味。

　　（四）

　　阅读《咏史诗》，须秉持历史主义的原则，依据王十朋的时代、生平及其他诗文，作全面的了解。如仅读《幽王》《晋献公》《隋文帝》3首，很容易让人误会王十朋是“女色祸国”论的鼓吹者，其实他更强调昏君和奸臣对亡国应负的责任，如《吴王夫差》一诗就说“西施未必解亡吴，只为谗臣害霸图”。他提醒君王不要沉湎女色，主要是因为帝王的“家政”往往会影响国政。又如仅读《陈武帝》《北齐神武》2首，很容易让人认定王十朋是“天人感应”论的信奉者，其实王十朋并没那么迷信。他在《井光辨》中记载，家里的孝感井曾发光“如灯如萤”，“惑者好语怪，匪妖之，则祥之”，他“以物理辨之”，猜测可能井里有“鱼鳖之族”“其鳞甲纹理，晦于昼而灿于夜”，或者“螺蚌之腹，产明珠以自照”。他在《太白昼见》一诗中，更是借“滔天赤地兴尧汤，偃禾拔木悟成王”等事例，明确提出“天戒为福非为殃，愿勿徒以虚文禳”。他认为“天意未可量”，其实是主张人事当有为。

　　阅读《咏史诗》，须遵循古为今用的思路，结合今日的知识、方法和价值观，作辩证的解析。如伏羲、神农、黄帝、尧、夏禹这些“古圣王”，以“二重证据法”来检验未必实有其人。但传说是历史的影子，他们可以说是“箭垛式的英雄”，是中华远古先民筚路蓝缕、艰难创业、化成人文的象征性符号。又如读《石碏》一诗，既要肯定石碏以国事为重、大义灭亲的高尚情操，也要看到从孔子、孟子、孟德斯鸠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都提倡或承认亲属容隐的做法乃至权利；王十朋本人在司法实践中也非常注重法律和亲情的平衡（如《定夺梁谦理分》提出“律设大法，礼顺人情”）；法律和道义之内，应该给亲情留下适当的空间。再如读《汉文帝》一诗，一方面要看到王十朋提倡节俭的理论依据是“生财莫若节财，省用斯能足用”，这一经济思想是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够发达的产物，自有其局限。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在不时遭遇“水荒”“电荒”的当下，我们仍有提倡适度消费、“俭以养德”的必要。这个德，不是私德，而是公德，是对国家和世界的责任。此外，王十朋文章中蕴涵的“官不与民争利”的思想，也值得一些地区和部门深思。

　　（五）

　　“我向梅花溪上家，几看清浅浸横斜”（《左原诗三十二首·梅溪》），王十朋一生乐山水，爱梅花。他像梅花一样高洁的品格、像溪流一样灵动的智慧，值得后人长久铭记和深入传承。今天是他逝世850周年忌日，谨以此文致敬这位“光明正大，舒畅通达，磊磊落落”的一代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