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恩光口述  黄元明整理

　　我的父亲吴廷扬，1907年11月18日，出生于南阳小乌石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从小聪明好学，先后就读于武汉华中神学院和广州博济医学堂。1.7米身高，儒雅大气，与人和善。

　　父亲高中毕业，就留在温州艺文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嗣后由学校保送至武汉华中神学院。毕业回温后，在温州城西教堂为牧师，是中华循道公会温州宁波两教区《夏铎月刊》的创刊人和主编。

　　当时在温的外国人较多，父亲英文好，能说会写，在业余时间就免费为这些外国人兼任翻译，在温人缘关系甚好。同时，也时常跑去为温州专员王思本当翻译，渐渐私人关系也较为密切。

　　促成我父亲弃文从医的诱因，还是从我身上开始的，我小时在腋窝下生了一个“夹卵”（化脓性淋巴结炎）。我这个“夹卵”就是“白累德医院”创始人之一的白累德医生亲手给我治疗的。因父亲也时常客串给白累德当翻译，白累德对我家庭的变故也比较清楚，他建议我父亲弃文从医，并主动写推荐信给广州博济医学堂。根据史料分析，我父亲在1946年前已毕业回温，那么上医学院应该是就读于中山医学院三校合并前的“博济医学堂”“广东光华医学堂”“广东公医学堂”其中之一。那时我只有五六岁，我想应该是广州的博济医学堂，因为博济医学堂也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与白累德医生有一定的联系，我父亲自己又是教堂牧师。

　　父亲学医毕业三年后，原来的温州城西教堂牧师之职已被鸠占鹊巢，我家就迁徙至玉环县，父亲就职于玉环医院名誉院长，每周坐诊一日，住在与县政府城墙拼墙的耶稣堂里，教堂与县政府之间是一条通道，通道门口有士兵守卫和拒马横栏阻挡，拒马横栏很简易，两头是三只脚的木马，中间横一条碗口粗的硬木杠，我放学回家很少走正门，不想与守卫打招呼，就偷偷地从横杠下钻了过去，偶尔被发现也没理我。

　　在玉环县城解放前夕，一位不速之客匆匆来到了我家，父亲马上将其藏匿在柴仓下的地窖里，慌乱中他随身携带的一本用祭祀千张纸印刷的毛泽东《论持久战》小册子掉在了柴仓边，随后治安大队的大队长就带队进入我家搜索，父亲表面镇定，其实怕得要死，治安队长屏退士兵，手里拿着地上捡到的《论持久》小册子，不紧不慢地说：

　　“人就在你家里，我与你也是老熟人，知道你与专员（指温州专员王思本）的关系，今天如果在你家抓住这个‘共匪’，他死你死，我也不好交代。

　　解放军也快要渡江了，说不定不远的将来我们就要变成匪了。

　　这样吧？待会，我把你家后门通往码头这条路上的所有哨兵撤掉，你亲自与此人一起坐三轮嘎咕走。”

　　我父亲什么都没说，他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父亲的手，就退出了我家。

　　我父亲就马上行动，给客人穿上长衫，戴上夏士帽，我坐在客人的膝盖上，父亲也与客人穿戴一样，雇了一辆三轮嘎咕一起将客人送到码头。父亲为客人单独雇了一只小船，望着慢慢远去的小船，直至消失，父亲才牵着我的手，如释重负地回到家。

　　大概一周后的一个夜里，解放玉环县城的战斗就打响了。解放部队派了一个班兵力来保护，我家紧挨县府，枪战的子弹从我家的房子上撩过，有的也打进屋里。他们叫我们全家从二楼搬至一楼，躲藏在桌子底下，桌子上面盖上被水浸泡的棉絮，他们说这样就安全了，叫我们不要怕。战斗时间不长，从叭叭啪啪激烈的枪战声到砰砰的稀疏冷枪声，两三个小时就结束了。

　　第二天一早，解放的部队载着战利品就撤离了，县府里无人把守，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几个小伙伴如入无人之境，到处乱走，在一个房间（可能是武器库）发现了好多手雷，我们每个人在书包里都装了五六个，来到一处较为偏僻城墙（城墙有五六米高）上，下面是一条河，我们就把书包里的手雷往下抛，有的炸响了，有的没响。正在抛得起劲时，温州专署的汽艇，拉着汽笛朝玉环而来，大家纷纷在呼叫：“国民党部队来啦！国民党部队来啦！”我们这几个小伙伴赶紧抛完手雷，就跑回了家。

　　不久，温州和平解放，国民党当局从乐清县城撤退，中共工作组进驻。

　　我父亲觉得都解放了，也可以回老家乐清南阳小乌石村多分点田地了。这一错误决定导致了我家三个月的磨难期。

　　经土改工作队核实，我家有28亩田地，按划地主成分标准，我家多出2亩被划为小地主。本想多分点田地，却被够格条件划成了“地主成分”。父亲常念叨：“这是自己贪心惹的祸，如不回来，留在玉环就好了。”（我父亲说这话的原因是，因为曾被我父亲施以救援的这位不速之客，是游击侦察小队长贾国友，解放玉环县城时派一个班兵力保护我家的，就是此人。解放后是玉环县海山乡第一任乡长。）

　　村里乡里的批斗会场场到场，又无法行医贴补家庭，粮食问题是靠几名亲房表兄弟、姑丈等来偷偷接济。一般都是亲房表嫂、表姑利用黄昏、晚间串门的机会，将大米或其他东西装在裤兜或打绑在腰间，悄悄带到我家，并传话：“放心！吃饱肯定能保证，批斗少不了。”

　　我这几个亲戚也是在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地下党员，解放后都是村农会和乡里的干部。在解放前夕最黑暗时期，被翁碧如治安大队逼得无处藏身，曾来过玉环在我家躲避过半个多月。

　　开始五六天他们都没出去，在我家吃白饭。时间一长，我妈就开始念叨，叫我父亲想想办法给他们找点事干干，这么多人坐吃山空，我们家也受不了。

　　父亲苦思冥想，看看他们身材个个高大，形象好，头脑灵活，其他短工也不是那么好找。就寻思与警察局局长打了个招呼，全都去警局给他们当上了辅警。

　　但好景不长，有一天，警察局局长碰上我父亲，与我父亲说，我看你这几个亲戚像共产党，我不在时他们凑在一起叽咕叽咕说些什么，一看到我，就一轰而散。

　　我父亲说，不会吧？他们在家都是种田的农民，我晚上问一下。

　　晚上，父亲就把警察局局长怀疑他们是共产党的话重述了一遍，他们却异口同声地说：“没有的事。”

　　第二天早上，这几个亲戚不声不响，就不见了踪影。

　　事情的转折点是这样的，工作队驻地收到了一个浙江省政府发过来邮筒，约十几厘米长、直径5厘米的牛皮纸邮筒，工作队长吴景澄也觉得好奇，省政府给地主发什么邮筒呀！就派两人将邮筒送到我家。当时我父亲吓得颤抖，以为是对他这地主的判决书到了，要被执行枪毙了。

　　我只是十几岁顽童，不知天高地厚，就将邮筒打开了。一张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厅长洪式闾签名，盖着浙江省卫生厅鲜红大印的吴廷扬执业行医证书，映入大家的眼帘。我父亲由悲转喜，激动不已。来人将我和父亲带到村工作队办公楼，工作队长接过吴廷扬的执业行医证书看后，当场宣布，从今天开始，吴廷扬就不要批斗了，是自由行医职业者。

　　第二天，天微微亮，我就陪父亲从虹桥坐船来到县城，找到县人民政府卫生科科长，人民医院院长蒋达生，兼。他告诉我父亲，现在人民医院人已满，没有位置，你就到虹桥或南塘牵头办一个联合诊所。

　　我父亲选择了在南塘办一个联合诊所。诊所租了防疫医生林正之的房子，联合诊所有4人，我父亲担任所长，还兼南塘镇干部学校文化教师。

　　据我所知，当时在乐清与我父亲一起由浙江省卫生厅厅长洪式闾签发执业行医证书的还有珠山医院汪朝忠、虹桥医院翁建伯两位。这张证书不仅救了我濒临精神崩溃的父亲，也救了我的家。此情此事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