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震寰

　　明代赵士桢在火器的研究和制造方面有突出的成就。目录学家、敦煌学家、文献学家王重民教授把他同李时珍、邢云璐、宋应星、徐光启、李之藻、王征并列，称为“对我国传统科学作了总结的工作”的科学家。

　　赵士桢具有科学的头脑和献身的精神，具有多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毕生致力于火器的研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某些成果在兵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的著作屡被传抄翻刻，并为国外所重视。

　　（一）

　　赵士桢是乐清乐成北门人，生于1553年前后，在一些文书上也被人写作赵士祯，他的祖父赵性鲁，官至大理寺寺副，很有学问，曾参加修《大明会典》，工诗词，尤精书法。赵士桢颇受其影响，故亦擅书法。他曾把自己的诗作写在扇叶上，被宦官带入宫中，偶然为年幼的万历皇帝见到，极表赞赏，旋于万历六年(1578)“以善书征，授鸿胪寺主簿”，后受召入直文华殿。万历二十四年，晋升为中书舍人，自此终其身。

　　赵氏为人耿介，敢于抨击时弊，不肯趋炎附势，曲意逢迎，“见公卿台谏，抗不为礼”，时人称之为“奇士”。何白称许他为“金门傲吏”。另一方面，他对友人情谊笃厚，肝胆相照。当他的好友沈、艾二人因受廷杖而致重伤，他竟不计个人安危得失，化装为仆役，日夜服侍调理。这种义侠事迹曾广泛地传誉于京师。

　　赵士桢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统治日趋腐败，危机四伏，边患日多，倭寇对东南沿海时有侵犯。赵的家乡乐清县，地处滨海，经常受到骚扰。有一次倭寇入侵，他家损失惨重，甚至连家奴也被掳去。由于他自幼体验到被侵略蹂躏的痛苦，所以后来颇能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史书说他“倜傥有大志”，尤其注意研究政治军事形势及火器技术。他在万历二十六年写的一首诗里，还有“廿年风尘劳梦想，持觞不禁思飞扬”之句，足见其不畏艰辛的勃勃雄心。

　　但是，他的才能和宏愿并没有得到重视，“屡上疏，请自效，不报”。由于少经忧患，长不得志的个人经历，又接触到当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带来的思想影响与来自西方的一些文化薰染，以及当时内忧外患的刺激，使秉性刚直的赵士桢能够看到腐朽统治的某些弊病。在他的著作中，对于当时统治阶级思想的保守，作风的腐败，机构的臃肿，将吏的无能，科举的弊习，财政的糜费……都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的言词十分严厉，敢于指出“病根已深，牢不可破”；他的情绪非常激烈，以致“兴言至此，目眦为裂”，反映了一个受排挤的知识分子那种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激愤心情。赵士桢的一生全花在研制火器上，落得个“散尽千金空四壁，秋风萧瑟卧文园”的结局，晚年失意，穷途潦倒，终致赍志以殁!

　　（二）

　　赵士桢“生长海滨，少经倭患”，颇能了解增强国防力量的重要。他说自己从“海氛初起，即留心访求神器”。他曾专门向当时的火器专家、《火攻大全》一书的作者，学习一段时间。赵士桢还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首先，他向陈国保等老前辈了解明代前期使用火器的情况，得到了“先朝……所用不过旧日之器，近日退虏亦不过日本鸟铳”的结论，指出了当时火器的落后。他曾“遍访”抗倭名将胡宗宪、戚继光的部下，了解到“倭之长技在铳，锋刃未交，心胆已怯”的情况。进一步认识到火器在抗倭御寇战争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因而坚定了致力于研制火器的意志。他尤其注意向有实践经验的将领请教，如在抗倭中屡树战功的林声芳、吕慨、杨鉴、陈录、高风、叶子高诸将军，赵士桢常常同他们“朝夕讲究”，频频研讨。万历二十四年(1596)，他在温州同乡、游击将军陈寅处见到西洋番鸟铳，很受启发。当他获知由于进贡来到北京而定居下来的土耳其人朵思麻，原来在土耳其就是一名专门管理火器的官员，于是赵士桢就设法向他求教。朵思麻把所藏的鸟铳给他看，并详细讲解了制造和使用方法。由于他努力搜访，锐意钻研，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资料和研制火器的经验。明末著名的火器专家焦勖在论及当时的火器著作时指出：“惟赵氏藏书，海外火攻神器图说，祝融佐理，其中法则规制，悉皆西洋正传。”对赵士桢收藏的火器资料，给予很高的评价。

　　在长期的搜访和钻研的基础上，遂于万历二十五年，他提出《用兵八害》的条陈，建议制造番铳。虽经兵部议交京营试制，但由于京营没有图式，无从着手，又来向他请教。赵士桢唯恐这些昏庸官僚“制造打放两不如法”，白白糟塌了研究成果，便自己出钱，邀集一批工匠进行研究试制。在朵思麻的协助之下，赵士桢终于研制出两种新的枪型：撮合西洋铳和佛郎机之长处，制成“掣电铳”；掇取鸟铳和三眼铳的优点，制成“迅雷铳”。这一次总共造了四种，计十多架，并将其中七架实物，绘了图样，写了文字说明，其内容包括构造、制法、打放架势等，上呈皇帝。这就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神器谱》。皇帝批交兵部、工部等有关部门会审。万历三十年六月，由刑部尚书萧大亨主持，会同有关部门的代表，在北京宣武门外西城下进行试验。据会审报告说，当时曾将赵氏所制的“车铳逐一试验，并将原议神器诸谱一一参详，其器械委果铦利，其制度委果精巧”。建议皇帝把赵氏“所制车铳式样随发京营，依法成造，责令的当官员加意教演，传示各边，以究其防边制虏之用”。报告还要求对赵士桢“朝夕讲究，殚力倾资制造利器，用备不虞”的行动，给予嘉奖。

　　赵士桢研究火器的范围很广，包括枪、炮、火箭、炮车等等。他的研究工作，不但“得之秘传、参之载籍，正之素经战阵之人”，并且“穷搜冥思，苦坚生慧，巧熟两凑”。因而在总结和接受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有新的创造，并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断改进和提高。例如，他研制出掣电铳后，发现“因相接处稍有喷泄之患”，就加以改进，结果“聊变其制”，克服了这个缺陷，便能“免致薰灼两旁士卒”。又如万历二十六年进呈的迅雷铳，可以连发五弹，至万历三十年，就发展成为“战酣连发”，可以一气发射18弹。赵士桢还非常注意国外火器技术的发展，并加以摄取和创造性的运用。所以他的发明往往能够“较旧器则数倍其利，较倭铳则便利倍之”。如当他得悉日本人使用一种新式火器“大鸟铳”，威力大，命中率高，十分厉害。他就“毕虑竭愚”，取其长处，结合其他火器的优点，发明了“鹰扬炮”，足以压倒日本的大鸟铳。

　　难能可贵的是赵士桢的整个研制工作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他得不到经济的支持，就自掏私囊，“散金结客”“捐资鸠工”，苦心经营起来。到了晚年，健康状况恶化，仍然勉力坚持，不稍怠懈。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以蒲柳孱弱之躯，备极劳苦，孳孳砣砣，恒穷年而罔恤”，且“以一生辛勤耕笔之余，千金坐散而不顾”。他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作出如此重大的成绩，是令人敬佩的。

　　作为“持橐簪笔，无疆场之寄，三军之任”的赵士桢，为什么要把毕生精力贯注在火器的研制之中，甚至到了“竟成锻癖，倒囊浪费而罔惜，劳神无用而不悟，似醉若痴”的程度呢?他自己说得很清楚，那就是“隐忧师老财绌，将吏未见戮力，南北不肯同仇。祸结兵连，靡所底止。深信神器之利，用之有方，足以挫贼凶锋，则息肩有望，除之有素，堪称不饷之兵，则劳费可节，庶几不留不处，中外民力少苏。”他一再把自己研制火器的全部目的，归结为“振国威”、“彰天讨”、“裕国用”三点。由此可见，他确实是为了加强国力，抵抗外患，以期国泰民安。这种爱国思想给他带来巨大的力量，抵住了无端的讪谤，克服了物质上的困难，以“身可死而心不肯灰”的献身精神，坚韧不拔，终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充分表现了他具有不为名利，一心抵御外患的爱国感情和民族气节!